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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思敏
这一阵《中国书画报》比较热闹。因为有两位知名美术史论家在打笔仗。争论的内容又是针对蒋兆和先生的作品《流民图》是否抗战作品这个敏感话题。刘曦林先生是我一向敬重的前辈加朋友（5·12地震第一个发短信来慰问我的外地朋友），林木先生是喜怒哀乐皆知的朋友加邻居。他们都在中国画理论研究上有着突出的成果，他们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全国重要的学术场合，在我心里，他们俩一直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现在可好，他们俩打起来了。其中又还拉出陈丹青来，足以使我的好奇心泛滥，围观的积极性大增。再加之林先生还常将事情的进程与某些不便公开的细节趁笔仗间隙神采飞扬地一一告知，且与刘先生双双约定只谈学术，不伤友情，更使我关注有加。近日，两位的战事大有升级的态势：先是林先生的5000字，后是刘先生的1.8万字，再是林先生的1.1万字。一一拜读下来，我有一个极其有趣的读后感：我既十分同情刘先生，同时又十分同意林先生。那么，问题出在哪儿？真理在谁一方呢？
林先生的5000字主要是“细说蒋兆和《流民图》始末”。举证蒋先生创作《流民图》的时代背景与创作过程中曾接受汉奸资助，其创作初衷为配合汪伪政权劝降国民政府放弃抗战的史实。刘先生的1.8万字是以蒋先生作品的社会影响与创作动机以及创作过程来分析并表明一个观点：蒋兆和先生是一个影响中国画坛几十年的伟大艺术家，《流民图》是优秀的控诉战争罪行而反战的伟大作品，他当时的所有与汪伪的瓜葛均出于被迫。林先生的1.1万字则根据史料分析了蒋兆和先生1941—1943年的行踪，证明蒋先生确有失节行为并非被迫。但并不否认他的艺术成就。只是不赞同长期以来将此作品作为抗战作品来展出。认为会“让真正抗日的画家们受侮辱，让国人受侮辱，让国家受侮辱，有负学人的道德”。而在此之前，陈丹青又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向来受不了绝望之作，中国人大抵讨厌在艺术中，在一切言说中，撞见无所遮掩的真实。七八十年来，与蒋先生同代若干同行诋毁质疑这幅画，不肯理解蒋先生……《流民图》于沦陷时期的成因，蒋先生与所谓汉奸往还的嫌疑，早先略有所闻，虽未知其详，但我毫不关心。世间有《流民图》，我便只有尊敬而感激的份。目击几代前辈乖谬离奇的命运，我对所谓带有‘历史问题’的人，早经看穿，这类政治公案常不在本人的所谓‘历史问题’，而在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与历史观，大有问题。”（见陈丹青先生文《永垂不朽的〈流民图〉》）
我相信，很多没有仔细读过林先生文章所提供的史料并了解这一段历史的人们也许多半会与刘曦林陈丹青先生观点一致。单看蒋先生的《流民图》它的确是一幅“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画”（陈丹青文）“是反战的，而且是正在进行的战争……他直面的也只能是日本侵华战争”（刘曦林文）。但是再读林先生文你会发现有些问题似乎回避不了：蒋先生自己在当时的北平《实报》为展出《流民图》而写的《我的画展略述》里已把所有我们不愿意相信的事实讲得清清楚楚。这的确让我们因很难接受而不愿意正视。有趣的是刘曦林与林木二先生都以此文作为自己文章的论据，然而解读却完全两样——刘从中看出了“被迫”和“不得已”，而林却认为毫无“被迫”“不得已”之说。我想，如果蒋先生的《略述》以及林文提供的史料确凿的话，就不难发现一些我们极其不愿看到的“无所遮掩的真实”。这是我十分同情刘先生和陈丹青的地方。就像我们很欣赏某武功大师的拳脚甚至到崇拜的地步，可有一天忽然得知他阴差阳错地居然打了一群无辜的人一样，我们更希望整个事情是被搞错了，而不愿意看到英雄也有气短的时候。这使我想起最近微信上传的一个帖子《希特勒的米开朗基罗》，介绍二战雕塑家阿诺·布莱克的作品（我无意把蒋兆和先生比作此人）。他的作品真的可以与罗丹的雕塑比美，依我的兴趣甚至超过了罗丹的雕塑。传帖子的人是位优秀的雕塑家，在帖子下猛赞并毫不掩饰钦佩之情的一群人也多是艺术家。他们当然痛恨纳粹，但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虽说此人是纳粹的御用文人，但他的确又是一个优秀的雕塑家。这是两件事。当我们处在非常时期，尤其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时期，尤其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候。敌我双方泾渭分明，无论你出于何种纯洁的理由，只要接受了敌方的利用，就会永远失去在这件事上当英雄的资格而受到人们的谴责。这是一件事。和平时期，当我们有足够的安全来谈论艺术的时候，我们会把激烈的政治分歧作为历史问题放在一边，只谈艺术。我们仍然会承认他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这又是一回事。我们不提他的历史问题但并不等于没有问题。我深刻理解陈丹青所说国人经历次政治运动及“文革”后对“历史问题”的恶感。因为大量的“历史问题”多是捕风捉影，子虚乌有。但关于蒋兆和先生的这个事却不太一样。除非有证据证明此《略述》为假冒之作或“被迫”之作。
据我所知，此次笔仗的发端起始于《流民图》该不该进入“抗战70周年纪念展”的讨论。林先生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一个人一生是复杂的，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也是复杂的。蒋兆和又确实是个天才画家，他也的确有同情穷苦民众的本性，包括《流民图》在内的他的大批创作也不无此种倾向，他创造的蒋兆和水墨人物画体系……培养出大批中国画坛最优秀的水墨画家群体，这也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历史，也是蒋兆和对中国美术的贡献。学生们对老师的热爱包括护短也当然可以理解。《流民图》连同其他蒋兆和的作品当然也可以而且应该展览，作为优秀艺术作品而展览。但《流民图》绝对不能在抗战纪念性质的展览上出现。”我认为，蒋先生能在之后继续从事他的艺术实践和留在中央美院从事教学工作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对他历史问题的包容与艺术成就的肯定。他的低调正恰好表现了蒋先生的冷暖自知。
我理解面对一位受人钦佩的艺术家，作为崇拜者的我们一般不愿意他受到任何诋毁的心情而希望所有人和我们一道去尽情崇拜；同时我也理解一位美术史论家面对已经被发现的客观史实依然被扭曲着，告诉人们真相是他的天责，尽管明知道很“讨厌”。这就是崇高的史学精神。然而，诚服伟大的情感人皆有之而史学精神却不能勉强。这就是笔仗的难度。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不能把一些历史问题清清楚楚坦坦然然地搞明白。我们太久地陷于简单逻辑思维的泥潭：好人就不能有污点，坏人就不能有长处。即使是常胜将军输了一局就是臭狗屎。名字被划掉，照片被拿下……因此我赞扬这场笔仗的出现。我希望每一位刘先生林先生陈先生都有权利和机会来讨论所有我们还不甚明了的历史与学术问题，直到我们能够得出更准确的结论。诸如“反战”的含义是什么？（当时那场战争的含义应该有两个——对华战争和抗日战争）；蒋兆和先生在1941至1943年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在当时许多艺术家要么去了重庆要么去了延安而他却去了日本？他去日本办展究竟是被迫还是自愿？接受汉奸殷同的支持是不得已还是顺其自然？作为一个自由艺术家他那时所持的救国理念又是什么？有没有必要追究他这段历史？这段历史对蒋兆和先生的艺术道路与成就有何影响？他的艺术对中国画坛的影响和贡献、他的人生经历对我们的启示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许多篇研究文章甚至专著来讨论的问题。我们真的不必因为一两个不同观点而“上纲上线”。正如王岐山最近讲的“必须改变不是好同志就是阶下囚的状况”。这种讨论丝毫不影响我们对蒋兆和先生艺术成就的认识，反而会对他的艺术人生有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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