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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市场思考二题 □梅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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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9-9 10:56:55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艺术与市场思考二题

□梅墨生
  艺术家与市场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对文化创作会产生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突出的影响是难免会在功利主义的生产(创作)和营运(宣传)过程中,降低文艺作品的品格,因取媚于大众文化而放弃价值操守。
  关于文艺创作的精神文化价值追求,当然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不同阶层、身份、职业、修养的人群对于文艺作品有不同的好恶与需求,而不同的文艺创作家当然也会有不同的创作主题或体裁。至于渗透其中的精神含量与价值倾向更是千差万别。纷纭的文艺创作领域一定是百花齐放的。只要是花,便是可以欣赏的。甚至是草,也是可以欣赏的。但是,是带毒的花或草,可不可以欣赏?原则上当然不可以。但这是不是可以绝对化呢?就值得思考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和标准。一个国家或一个体制有一个国家或体制的标准。人类很少能找到一个共识的标准,这恐怕是一个铁的史实。此中有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哲学的、经济的、制度的、民俗的等多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定于一尊”,是制度和政治化的高度掌控的结果。“书同文、车同轨”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的产物。没有不受人群制约的文艺作品,接受美学认为是艺术家和观众(读者)共同完成了作品。
  人,是第一位的。传统观念认为“人品不高,落墨无法”,“士先器识而后文艺”,当一位艺术家在艺术上附庸于政治时,其艺术难免接近于图解的艺术;当一位艺术家在艺术上取悦于市场时,其艺术或许易于呈现商业化气息。
  历史上的中外艺术家处境不同,创作背景也各个不同。比如西方艺术史上的赞助人、画商、画廊制度可以助推一个艺术名作的诞生,也可以制约一件艺术品的倾向与趣味。这种订件的契约方式使得艺术、艺术家、艺术作品与订件人、观众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西方艺术家的创作空间主要是在画室、工作室。而西方的雕塑家、画家、建筑设计家颇类似于一个匠人,他们的艺术生产主渠道即是订件制度。是画商、经纪人、画廊和艺术家的一环一环链接使艺术品问世——产生社会效应。因此,艺术家的人品无关宏旨,市场决定艺术。当印象派诸大师无人订件时,他们的生存就成了问题,因为他们是职业画家。塞尚还可以依靠金融家的老爸,梵·高则只能向始终接济他的弟弟伸手要生活费了。在中国则有些不同。古代社会的画家较少以画为职业者,他们多数是官宦、下层官吏,或者是门客、幕僚,也可能是方外僧道或乡绅塾师,是不同阶层的文人,大多呈业余创作状态。当然也有职业化的艺术家,如宋代徽宗朝的“宣和画院”里的画家,主要是为帝王服务的,但毕竟人数少之又少。而元代同样是鬻画为生的盛懋与吴镇,则前者门庭若市而后者则门可罗雀,但后世则评价上大反转。主要原因是吴画品格远超盛画之上。中国社会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同样都有订件方式。但中国的创作空间,就传统而言更多是在书斋里,文之余事而为书画,是一种文人自娱的生活,谈钱则俗,直到清代乾隆年间的郑板桥才撕破了这张皮——明码标价,直说孔方兄(此前也有,但更为含蓄些)。与传统的讲究人品相关,文人要越风雅越负时誉,否则作品为人不齿,这多少有别于西方社会的“市场规律”。中国社会就传统而言是“文墨交流”为主,“市场规律”是从未成为主流的。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巨变,但仍有传统型艺术家受传统观念影响为“谈钱”而纠结。当年的齐白石,或更早的吴昌硕,都是日本人抬起画价的。齐白石晚年价格一路上涨,他又十分认钱,也因此背负“守财奴”之名,为重视学人、士人风骨之黄宾虹、潘天寿等画家所私议。有人认为一辈子卖画为生的齐白石多为商品画,因此画品不高,当然这只是一种看法。
  与市场打交道的画家会不会降格以求?这是个复杂问题。在难免批量生产的制作过程中,复制或重复自己的作品是不免的,艺术的原创力一定会打折扣。我们为什么需要艺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艺术?艺术家决定艺术的品质!艺术应该净化、提升、丰富、深化人的心灵与精神境界。果如其然,答案已在其中了。
 艺术品与市场
  当艺术品被艺术家生产(创造)出来,艺术品便成为商品了,此时,艺术家的意愿已无关紧要。艺术家在创造时,他是作品的上帝;当作品完成并进入市场后,市场和观众是上帝。
  艺术家创造时只想着钱,不会有好的艺术,当市场价值高时是不是就意味着那艺术一定是高品质?这是有趣又耐人寻味的人类文化现象。艺术有“自律”,艺术品有“他律”;艺术家有“自律”,艺术市场有“他律”。当年的张大千善于经营和炒作,加上他传奇的经历与过人的才能让他的“艺术品与市场”高度合一了。但他让他的“艺术”与品格合一到了什么程度?这便是艺术评论家与艺术史论家的职责与任务了。
  在日渐功利化与市场化的社会时尚中,金钱标准成为绝对的世俗标准。市场价值往往与复杂的社会因素绞绕在一起,谁也说不清楚。一个一个“天价”的艺术品在不断刺激着世人的神经。这些是“艺术”的胜利还是“市场”的狂欢呢?我认为更多的意义是“艺术品与市场”的胜利,而不是艺术与学术的成功。这是一个学术贬值、艺术被“艺术”的时代!
  曾梵志、岳敏君、塞尚、梵·高、齐白石、黄宾虹们的“市场”有时不相上下,或相上下甚多,但他们的“艺术”也不相上下了吗?是什么标准与规律让他们辉煌于一个时代?他们各自有什么艺术家“自律”与非凡创造让他们的“艺术品”与“市场”“他律”不相上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含量在各自的“艺术品”中含蕴,让我们深感于他们各自“艺术”的学术?
  钱与市场改变了“学术”?还是“学术”改变了“市场”与“艺术”?
  人类最神秘而吊诡的东西就是艺术。
  人类最功利而现实的东西就是市场。
  人类最苍白而尴尬的东西就是学术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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