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宝斋在线-----当代著名书家钟天铎专访

梁石柱

钟天铎老师 钟天铎，原名恩惠、恩蔚，曾用名钟洪、汉簃，号受斋、涂客、二可居士。1943年生于苏州，祖籍浙江吴兴。少时以足疾克励自强，即以素描、水彩画见称于吴中。稍长则致力于传统书画，精山水、人物、花鸟诸画科，并雅善书法篆刻，尤长于鉴定书画文物。尝从学于唐云，学识日益猛进，有声于海内外。绘事以写意韵为旨趣，常博涉诸家，转益多师，究心于青藤、白阳、八大、大涤子、蒲作英、吴缶庐诸家。画学用力尤勤，能入其堂奥，学而善变，俱能得其精义，机杼自出。篆刻融合古今，继承发展形成自家风格。书画、篆刻作品，多次入选国内外展览，颇得时论好评。又曾应邀两度赴日本、三度赴新加坡进行艺术交流，其作品深得彼邦人士赞赏。已出版有《钟天铎书画作品集》（古吴轩出版社）、《受斋印谱》、文化部中国美术大事记《钟天铎艺术创作状态》（中国文史出版社） 、《钟天铎临《礼器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等。 访谈现场 记者：钟先生您好！非常荣幸您能接受荣宝斋在线的专访。您从八岁拿起画笔到现在已经六十余载了，给我们谈下您的从艺经历吧？ 钟天铎：我大概是从8岁开始画画的，到学校五年级的时候被老师推荐送去当地少年之家学习，当时由颜文梁创办的苏州美专毕业出来的老师教我们素描水彩，我的老师因材施教并且非常鼓励我，称赞我学柳公权写得好，还让我刻钢板，这些更使我增加了对书画的热爱。上初中时就想考美院，后来懵懵懂懂就去考了，成绩出来后，我考了我们整个江苏省的第二名，但是因为我的腿的问题，不能报考艺术学校，当时非常失望。 后来进入社会，到棉纺厂做设计工作，我还是继续学习，不放弃。通过打工赚来的钱，买画册、买各种各样画画的用具、材料，所以开销蛮大，自己靠自己一个人去完成比较困难。“文 革时期”，很多东西没法学了，就改道学习中国的碑帖。通过考据、收集跟研究，我的书法篆刻有了很大的提高。后来，我与包括费新我、沙曼翁等在内的一共五个人一起成为苏州地区首批加入中国书协的会员。 我直到1980年才开始画国画。从50年代到80年代，学习篆刻和书法给了我一定的收获。再加上最早有西画的基础，画中国画条件就符合了，我的第一张中国画《池趣》那个时候刚画出来也有很多老师看到不相信，他们说“你从书法过渡到画了，也得有一段时期，不可能突然好的。”我就经历这么一个特别的阶段，前辈们对我很看重，都认为我应该去拜师，1983年拜了唐云为师。我跟着师父学习了10年的时间，1993年唐老就过世后，我就是要靠自己了。1999年去美国，2005年回国后定居北京，直到现在。 艺术、生命、传承 钟天铎2014中国美术馆大展研讨会 现场 记者：您接触过的前贤中给您影响较大的是哪几位呢？当下有您比较欣赏的书画家吗？ 钟天铎：唐云、宋季丁、曹大铁这三位老师对我的帮助最大。 在上世纪60年代，我经常参加省市级的书画活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宋季丁先生和费新我先生。“那时宋先生和费先生还没有现在名气这么大，他们看了我的画，就想看看我是不是写书法的料，让我写字给他们看，两位先生看到我的书法作品后，都点头称是，说我有希望，于是，他们就借字帖给我练习。渐渐地，我觉得宋先生的艺术风格和性格更符合我的喜爱，就跟宋先生来往得格外多了。当时费先生任公职，社会地位更高，但我却认为学习，第一步研究学习的对象，第二要讲究的就是收集碑帖、拓本的第一手材料，在这期间研究名家的鉴赏印，印章，各个时期的不同风格，经过哪些收藏家的题跋一一细心揣摩，精益求精。所以在收集的过程中，锻炼了自己的眼力和判别能力，对今后收藏书画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我的老师上海画院院长唐云先生，各方面的修养都很深厚。当时他就收藏了众多大家原作，他对于古人的书画研究很透彻，书画篆刻创作都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人也很谦和，他是我学习的榜样。有一次，我去上海在唐老先生家小住一星期，有一天他要开会，不能在家陪伴我。便让我待在我住的房间，问我需要看些什么，我说那就给我些碑帖吧。恩师很惊异，然后说：这你也懂，我说：非但懂，而且喜欢！虽不能与您相比，但我也小有收藏。比如：您有一本南宋拓的“小麻姑仙壇记”，我也有一本元拓的，我那本非但有很多名人的题跋，其中还有您最喜欢的两位收藏家的印章，其中一位就是新罗山人华岩。老师听到此，忘记了楼下还有专车等待他，我提醒老师您先下去吧，等晚上再说……。于是就让儿子把碑帖般到房间里给我揣摩。 记者：当时由于历史原因（文 革）使您没能走上西画学习的道路，现在回想您是什么感觉？ 钟天铎：我的脚不好，所以画西画我就一定要名列前茅，结果在一次评比中我排到第四名，但是他们都是学校毕业的，我是社会上打拼出来的，当时苏州市平江区文化馆成立美术组，我去做组长，那个时候才20岁，我当时西画是最好的，写书法也是最好的，刻印章也是最好的，我不肯落后的，因为落后对我意味着灭顶之灾，因为人家身体健壮的可以去改行，我做不到的。文 革时抄家，东西全部抄完了，我们以前都喜欢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啊...一边画素描，一边放唱片的，当时收藏好多唱片都是在基督教教会里买来的。 2011年在国家画院举办的全国文人书画邀请展“以画为寄”书画展与李可染夫人邹佩珠先生、李庚一起剪裁 2011年参加在国家画院举办的全国文人书画邀请展“以画为寄”书画展 记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您艺术道路中的辉煌时段，大概是同时期国内书画界出现的“流行书风”以及“中国新文人画派”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两种现象呢？ 钟天铎：讲到当代的话，我觉得唱歌的比写字的要更有成就，我们书画界喜欢搞小圈子，这样做不大的。走前卫这条路日本人比我们走得早，但结束的也早，走到底最终还是回归传统的，所以现在的人对中国画本源的东西没有感觉，完全是画西画的，偶尔用中国画的颜料在画画，这种不是中国画，我们统称它水墨画或者叫彩墨画，这种画跟传统无关的，追求到最后还是要回归到传统，因为新东西容易厌烦。没有可持续的生命力的。不像传统的东西，它是慢慢地、持续性的显现它的魅力。 1986年与日本帝京大学教授续木湖山先生合影 记者：您曾留美多年，回国后反倒更加投入到了传统艺术的创作、研究上，面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些没有困扰过您的艺术观吗？ 钟天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是不可调和的，出国之前已经有很深的的传统文化积累了，不会遇到什么困惑的。我认为中国人应该以中为主，以民族的根本为主，你不能培养一批假洋鬼子，这些假洋鬼子现在充斥在我们的画坛上，甚至画种里边。 钟天铎与廖靖文先生一起参观悲鸿真迹 记者：“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您曾讲“71岁实际上对一个搞艺术的人来讲是创作的黄金时间。”您怎样看待近代几位大家（如：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的晚年变法呢？您自己是否也在酝酿着有别于前贤的变法呢？ 钟天铎：变法的问题我也考虑过，让它自然而然最好，因为你吸收了很多前人的东西，在看前人东西的时候，你吸收了他们的很多宝贵经验，那这些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它一定会变，让它自然而然去变，不要刻意去追求。 近代大家中我最喜欢吴昌硕，我觉得吴昌硕的作品既浑厚又朴实，画的感觉上跟我的喜好比较接近，我更喜欢他的书法和金石。其他两位，齐白石我喜欢他早期的东西，尤其是早期仿八大一类的作品。黄宾虹，相对于他的国画，我觉得他的书法方面造诣更高一些。 记者：谈谈您早期收藏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吗？ 钟天铎：那时候善于鉴赏的人才不多，许多艺术精品流落市场，却很少有人识货。我就在市场上淘换，也逐渐练就了眼力。看到心仪的藏品，就欲罢不能，赶上有便宜的，总是想方设法买下来。一方名家的砚台，现在市价最少也得几万元一方，那个时候也就是5元钱。再贵的，我就分期付款买。有一次，看上了一把曼生壶，要16元，他就是分了三个月付齐全款才买下。 如今一些有名的大家，那时名气没有这么大，特别是地方名头，其艺术作品价格不高。那时，沈寐叟的书法，四尺对开已经很贵了，在当时也需要8元一幅，我需要分两个月付清。任伯年的绢本团扇片子，1元到3元，吴昌硕的行书扇片1元，四尺整纸的蒲华山水中堂仅3元，而且是装裱好的，但鲁迅的手札要2万元，在当时就已经很高了，到了1988年，我经济条件略微宽裕了一点，就请上海的朋友一口气买了5大幅沈寐叟的精品之作，(出自宝寐阁旧藏)。 1980年在东园明轩与沙曼翁书印联展合影 1981年十一月得林散之评赏 记者：古稀之年的您偶尔也上网、玩微信，您除了书画印及鉴藏还有什么其他的爱好呢？ 钟天铎：我上小学时，数学、地理呀等等都不强，就有两项功课是加星的，一个是画画，另一个就是音乐，我开口就唱歌的，那时候我们老师苏州女高音，一到音乐课就点名让我给同学们示范上堂课所学的歌曲，她自己在底下弹琴，我在上面唱。 记者：您曾呼吁：“当下急需培养对传统艺术深入了解的群体。”当下也有人将传统书画所面临的危机同京剧联系到一起，这是杞人忧天吗？请谈谈您对传统书画艺术的危机感从何而来？ 钟天铎：我对传统的危机感倒也不是那么的强烈，因为我相信总有一批人会投入到传统里面去的，所以不必杞人忧天。 记者：感觉先生您的心态非常年轻、开放，您应该很喜欢和年轻人聊天吧？对有志于传统艺术探索的后辈学子们您有哪些期待呢？ 钟天铎：我觉得后一辈的人应该向前辈多虚心讨教，因为这些人生的经历对任何一个人都是很需要参考的，特别是艺术方面，年轻人更应该多听听他们的人生经历和艺术经历，当然这些老一辈也是一个大的群体，有好有坏，但总的来说，年轻人应该多向前辈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