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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德祥
那天在某城市的大街上，看到一家“有所怀馄饨馆”，招牌六个大字全是草书，同行诸友无人能识前面五字，勉强认出最后一字是个“馆”。笔者告诉他们这个饭馆叫“有所怀”，是卖“馄饨”的。大家生气了，说：“门口挂这狗爬字，谁都不认识，分明是不想让人家进这个门！”骂得很有道理。
这家店主不聪明，店名用这谁也不认识的草书字体来写，严重脱离群众，生意你想能好吗？所以该“骂”。写这字的人不分场合，在平头百姓吃饭的场所卖弄草书，够迂腐的，同样该“骂”。所以说“骂”得有道理。
书法是个好东西，可是得看你怎么“用”它。就像这草书，你觉得自己写得不错，那就写给爱好草书的同行欣赏好了，何必拿来做店招呢？俗话说“见哪人说哪话，到哪山唱哪歌”，这叫入乡随俗，同群众打成一片。书法家写草书不考虑“对象”，跟大众“过不去”，明显就迂腐了。
草书其实是一种基本“死亡”了的书体，这些年书法家协会为了自己的展览“五体皆备”，这才复活了草书书体。说起来这草书十分可怜，从古至今很少有人用它，生命力脆弱至极，欲其“起死”却是实难“回生”。为什么呢？因为群众不认识它，社会不使用它，国家不提倡它，成了典型的老古董。少部分人在小圈子里玩玩草书那是个人的爱好，但不可贸然拿到公众场合，像那家馄饨馆一样碰壁“挨骂”。
清末况周颐在《餐樱庑随笔》中记载了一则故事，说苏州江艮庭工篆籀，兼习医术，此人“每为人治疾，辄以篆字书药方，药肆人以不识故，往往致舛误”。药铺伙计不识他的篆书，抓错了药，江先生不因此反省自己写字犯毛病，反而“恚甚”，大声嚷道：“彼既开药肆，乌可不识篆隶耶！”你说这人多么迂腐可笑！清末民初的章太炎也喜欢用篆书开药方、写便条。一次他差仆人上街买肉，仆人拿着他写的条子跑遍了苏州城却空手而归，说：“您写的东西人家都说没有。”原来篆书“肉”字像楷体“月”字，卖肉的看了都摇头说：“俺这里没有您要的‘月’。”
草书较之篆书更其生僻，基本上无人能识，因此在公开使用时，一定要深思熟虑，当用则用，不当用则坚决不用。如今有一些书法人，学了几个草书字体后就乱用起来，甚至在一些广告中，在某些电视剧的片名中，也开始出现极其生僻的草书字体。读者不认识这些字，只得胡乱猜测。与其让读者“费猜想”，何不干脆用大众化的行书楷书隶书呢？
草书与篆、隶、楷、行等书体不同，从来就是极其“小众”的东西，由于它的写法极其简约，不经专门训练几乎无人能识，所以从来就不曾“大众化”。用汉末赵壹《非草书》中的话说，它不过是“技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没有多少使用价值。很明显，草书之难以普及，早在它产生之初就已命中注定。
伴随着对草书的不当使用，往往更多的是负面传说。唐初武将王君廓是个粗人，任职幽州都督，朝廷派很有文化的李玄道（李世民手下“十八学士”之一）任幽州长史，监督他的工作。一次王都督入朝，李长史写了封信请他带给自己的外甥房玄龄（宰相）。王都督偷拆此信，想看看信上写了些啥，结果全是草书，他一个字都不认得，于是怀疑李长史防备自己，在向朝廷告密。左思右想之后，王都督“惧而奔叛”突厥，半道上被抓回来。李长史因为这事也倒了霉，被流放州。《旧唐书》作者针对此事大发感慨道：“夫草书之衅，乃至是邪！”
草书难以识读，要想在“大众”层面“起死回生”，无疑是相当困难的。普通百姓接受不了它，书法人又何必强人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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