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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兆胜
学校里有老师，责任是教；学校里有学生，责任是学，二者很自然地形成了师生关系。在校期间是如此，毕业后此种关系也不会变，还须再强调什么吗？
竟真的有再强调的。据笔者所知，偏有（不是个别的）美术院校的学生，还要再找到老师说“我要拜您为师”。于是，在众多嘉宾的公证下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典”：献花、奉茶、叩拜、赠礼、老师说一番勉语、学生表一番决心、来宾谈一番祝词，然后饮酒、吃饭、合影……从此“老师”升格为“师傅”，“学生”升格为“弟子”。
师傅，也写作“师父”，似乎与“老师”为同义词，但其实差了许多：“老师”具公众性，属于全体学生的；“师父”却有私有性，属于某一个或几个门徒的。“老师”对学生的传道授业解惑是职务行为；“师父”对门徒的传授点拨是私人行为。且“师父”因沾了一个“父”字，便加浓了上传下受的亲密的渊脉关系。即如古时有太师太傅、少师少傅的职衔，虽都是国君、太子的近臣，但总不如相父、亚父（蜀后主刘禅对诸葛亮、秦嬴政对吕不韦、楚项羽对范增的称呼）等带“父”字的那么亲密、敬重、尊贵。
但问题是，真的有必要由“老师”再强调为“师父”吗？美术书法界这么大兴拜师之礼真的只是为了求知悟道授业解惑吗？好像不尽然。倒有点儿复回到封建社会的求生存、搞圈子、占地盘的味道。
拜师，是堂室教育的仪式，始于封建社会的五行八作，始于赖以生存的技能的私有时代。一个人要想通过某一技能生存于社会，只能通过私人之间的拜师学艺。想学木匠，拜师；想屠牛，拜师；想卖布头，拜师。后来扩展到杂耍、艺术上，想说相声、想讲评书、想变戏法、想演戏、想唱大鼓，都得拜师。此风又渐延到文人士人界，想写字、想画画、想作诗、想吟对、想刻印，也都得拜师。
由此可以看出，拜师是传统行业传统学科的传统行为，是那种社会环境的必然产物。为什么一些新兴行业、外来科学如西医、机械制作、体育，如音乐、话剧、舞蹈、模特、油画等就只有职业上的教练、指导、教师，而绝少或基本没有拜师现象的发生呢？主要是因为这些行业、学科的教学方式一开始就是学校式的，根本未受传统私相授受的影响。
其实，中国的书法绘画也早就实施了学校教育，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实践，学校教育已然代替了私相授受，课堂上的师生关系已然取代了堂室内的师徒关系。但又为什么原本属于私相授受的拜师又得以大面积复兴呢？
究其根本，还是浮躁的社会生存环境、追名逐利的社会心理造成的。这要从“徒”与“师”的两个方面说起。
从刚出道的书画青年或虽出道已久但一直默默无闻的书画中年方面来说，他们悟到只凭一个人单冲独闯是不易成功的，必须得找一个腰粗腿壮的名人作靠山，必须钻进一个成群成伙的圈子作屏障，必须投身于一个有权有势的大家作荫庇。这样，虽要有些付出，但上有了提携，下有了托举，周围有了帮衬，展览入选、比赛获奖就容易多了。至于搞个师徒联展、出个师徒画册，更方便了许多。这样，腰粗腿壮者、有权有势者的名人、大家，自然成了被拜之“师父”的首选、佳选、常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师父成了“大师”，弟子门人们至少也能混个“会员”“专家”之类的顶戴花翎吧！
这倒也与“传统”惯例相合。旧社会戏剧艺人一旦成为某名家弟子，演出银两很快就涨上去；相声艺人到某地演出，只要报出“我是某某的徒弟”，当地同门便会给予百般关照；唱大鼓的到外地“跑码头”演出，如果贴出“某某门人”“某某干女儿”的海报，当地流氓混混就会收敛不少……。
从功成名就、有身份有地位有名望有权有势者的“师”的一方面来说，门下信徒越多势力自然就越大。梁山上的宋江，如果没有那些“纳头便拜”的小兄弟，他一个“黑面小吏”如何得在社会上呼风唤雨？一个人想扬名立万、创门建派，最捧脚的便是徒子徒孙，何况还有那么丰硕的修金可收入囊中呢！更何况还有一连串的潜在效应在后边等着呢！例如各地门徒组织比赛他可以出任评委、徒弟办个展他可写个短评、徒弟开作品研讨会他可说几句赞话……这些都是来钱的道儿。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各取所需，各获所益。管它复古不复古、封建不封建、结党不结党、营私不营私呢！
当然，我们不该否认拜师也有出于学真本领、真学本领，授真知识、真授知识本意的徒与师。也不该一概地否定私相授受的教育方式，它毕竟已存在了这么多年，培植了数不清的熠熠发光的历史大家；到现在，它仍是学校教育的很好的补充方式。让人产生疑问的是，为什么被选为“师”的，总是有权有势的那么几位？既成为了登堂入室的弟子，为什么很少有在堂内在室内规规矩矩地学的？至于已是师生关系的还要重来一次拜师礼（这个“师”往往是调任为协会主席等官职的）的行为就更让人难以理解了。于此，我不得不把一句戏词“如此叩拜为哪般”，小改为“如此拜师为哪般”作为此文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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