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草书”的意义与传承刍议---- 魏春雷

中国当代书法家

                  “标准草书”的意义与传承刍议

                                                                               魏春雷

      上世纪20年代末期，于右任开始致力草书标准化、规范化工作，可谓“标准草书”实际上的发轫期。
      于右任讲，“所谓标准，是拿古人的草书做标准的，是从先古圣哲千余年的演进当中，归纳出来有条不紊，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草法”，“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民族传统之利器”。从于右任的阐述可以约略看出，他的“标准草书”理想，并非在书法上开宗立派，而是着眼于文字书写的改进，“标准草书”的制定、推广，初衷是实用，要抢时间、争速度。在这个意义上，在于右任之后几十年间陆续出现的对汉字快写的探索与“标准草书“可谓殊途同归，而“标准草书”确是开风气之先了。
       在保证文字的可识别的基础上，求快求美，选定草书并且以历代草书遗迹中采撷字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据自己的书法研究与实践，于右任认为作为书法的草书，草法多样，学与用都不方便，如果直接拿来推广，不啻以书法家标准要求一般学习者，要想收到预期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对草书的整理便成为现实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右任1932年集合有志于草书改革的人士胡公石等在上海创立了标准草书社，亲自主持和领导草书社，进一步对历代草书作系统的整理和总结。“标准草书”选字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以《千字文》为文字内容，在历代草书遗迹中选字（个别字为于右任书写），“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唯一希望也”（于右任）。虽然如此，这“标准”与“草书”，仍然不乏理想化色彩，所以人们对“标准草书”的兴趣，大部分还是以书法角度观照，而于右任及其同仁多年对“标准草书”体系的制定与完善，其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草书“法”的整理规范，从而为书法爱好者掌握草法进而走进草书殿堂开了方便之门。
       郑板桥说“未画之先，不立一格；既画之后，不留一格”，对于艺术创作，自然应该有这样的气度，而对于学习者，兴趣却不能不放在既成的“格”上。王羲之一代书圣，功臻化境，神龙变化，无迹可寻，后世学王者仍以某笔某字来自王羲之某字某帖为荣，怀仁《集晋王羲之书圣教序》，弘扬典范之功，不可谓不高，此定“格”之一例。苏轼、米芾天赋奇才，入古出新，自作主张，风采卓荦，傲视千古，吴宽、米友仁继起，条分缕析，以为典范，亦定“格”之例。对于学习者来说，径直学苏轼、米芾，以其变幻莫测，难以措手，而自吴宽、米友仁入手，于学成规矩颇得便利。向“高标准”看齐，自“低要求”入手，循序渐进，不失为可行之路。
       对照于右任与其追随者书法，不难看出天工人巧之别。于右任的“自然”，后学者则是“必然”，也是定“格”之一例。于右任草书既能以历代遗迹为范本，又在北碑上用功，于右任有诗曰：“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可见他在北碑上用功之勤。他写北碑求自然、重气势而不斤斤于方圆刻画，但不染流弊，重用笔而不屑刻画方圆为碑学开一生面。他认为，“写字无死笔，不管你怎样的组织，它都是好字，一有死笔，就不可医治了”，“‘二王’之书，未必皆巧，而各有奇趣，甚者愈拙而愈妍，以其笔笔皆活，随意可生姿态也。试以纸覆古人名帖仿书之，点画部位无差也，而妍媸悬殊者，笔活与笔死也”。他认为“书法无他巧，多写便工”，讲求自然，“平时我虽也时时留意别人的字，如何写就会好看，但是，在动笔的时候，我决不是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一个人的字，只要自然与熟练，不去故求美观，也就会自然美观的”。虽然于右任于北碑用功甚勤，但笔下绝无对斧凿痕的描摹，而是振笔直书，磊落大方，与世俗写碑判若霄壤。他的草书已经对历代诸家融会贯通，自成一体，自然不必再走回头路，而后来的“标准草书”学习者，不受于右任影响的着实不多。也可以说“标准草书”其“标准”可以作为学草书的津梁，心领神会，落在虚处；而实践上，其实处即“草书“本身落在于右任草书上，以至于很多人在很多情况下提到的“标准草书”，已经与于右任草书不分彼此了。也可以说，于右任草书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标准草书”范本。于右任之后的“标准草书”学习者，把于右任草书定“格”，以便于初学，也是顺理成章的。对“标准草书”的规范与完善，胡公石毫无疑问是功不可没的。
      在书法实践上，胡公石多以“标准草书”示人，可以说是于右任“标准草书”理想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坚定的传承者。1984年6月，胡公石倡导重新创立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并兼任社长，组织有志于“标准草书”事业的同道友好，从事“标准草书”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努力加强国际与地区间的学术交流，开创了“标准草书”事业的新局面。胡公石在于右任《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基础上，整理和编写了《标准草书字汇》，又邀请海内外同门编辑出版了《于右任先生手札》，书写出版了《胡公石标准草书草圣千字文》。从风格上看，胡公石草书踵武于右任是毋庸置疑的。胡公石对于右任草书的传承是有选择的，在字形上，无论作为书法家的于右任的草书还是作为草法规范的“标准草书”规范，无论如何是含糊不得的。在用笔上，胡公石对于右任感性化、情绪化的表现心向往之，而笔下却非常理智地放弃了，这无疑是明智的，感性化、情绪化的东西是非“法”的，是不可捉摸、不比模拟的，真要规行矩步，必然东施效颦、画虎类犬。胡公石对“标准草书”的理性梳理与笔下的理性实践，不惟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为“标准草书”学习者做了示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理性”，胡公石草书不但在风格上与于右任拉开了距离，也为之后学者追根溯源提供了可资借过渡的阶梯。胡公石草书不复于右任的汪洋恣肆、不衫不履，而以文质彬彬、恬静文气见胜，以至于很多作品，无论字形、笔法还是气息，都让人很容易地联想到怀素的《小草千字文》。于右任草书与怀素《小草千字文》渊源极深，胡公石直接或间接（经于右任）得其滋养，并不奇怪，而风格上的主动选择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怀素到于右任到胡公石，从怀素《小草千字文》到于右任草书到胡公石草书，其间的传承轨迹，对后来学者应该可以从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