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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胡公石与“标准草书”
魏春雷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于右任开始致力草书标准化、规范化工作。于右任讲道：“所谓标准，是拿古人的草书做标准的，是从先古圣哲千余年的演进当中，归纳出来有条不紊，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草法。”因此，“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民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急务欤！” 从于右任的阐述可以约略看出，他的“标准草书”理想，并非在书法上开宗立派，而是着眼于文字书写的改进，“标准草书”的制定、推广，初衷是实用，要抢时间、争速度。在这个意义上，在于右任之后几十年间陆续出现的对汉字快写的探索可谓殊途同归，而“标准草书”确是开风气之先了。
在保证文字的可识别的基础上，求快求美，选定草书并且以历代草书遗迹中采撷字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于右任根据自己的书法研究与实践，认为作为书法的草书，草法多样，学与用都不方便，如果直接拿来推广，不啻以书法家标准要求一般学习者，要想收到预期效果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对草书的整理便成为现实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右任一九三二年集合有志于草书改革的同仁在上海创立了标准草书社，亲自主持和领导草书社，对历代草书作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从这个时候起起，胡公石即开始协助于右任从事“标准草书”的研究工作，亲聆教诲，博览法书，复精勤笔墨，几十年的工夫，在“标准草书”理论和实践上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
标准草书选字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以《千字文》为文字内容，在历代草书遗迹中选字（个别字为于右任书写），“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唯一希望也”（于右任）。虽然如此，这“标准”与“草书”，仍然不乏理想化色彩，所以人们对标准草书的兴趣，大部分还是以书法角度来观照，而于右任及其同仁多年对“标准草书”体系的制定与完善，其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草书“法”的整理规范，从而为书法爱好者掌握草法进而走进草书殿堂开了方便之门。《中国现代书法史》（199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介绍，胡公石“在编选《标准草书千字文》过程中不遗余力……他先后花了四年时间，在《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基础上，编写了8000字的《标准草书字汇》，本字汇从历代草书代表作中选出8000字为草书标准，大大扩充了原千字文，并将草书组织复号，重新条贯，删繁就简，由纷纭而趋统一，由玄虚而归实用，其功卓著。”
郑板桥说“未画之先，不立一格；既画之后，不留一格”，对于艺术创作，自然应该有这样的气度，而对于学习者，兴趣却不能不放在既成的“格”上。王羲之一代书圣，功臻化境，神龙变化，无迹可寻，后世学王者仍以某笔某字来自王羲之某字某帖为荣，怀仁《集晋王羲之圣教序》，弘扬典范之功，不可谓不高，此定“格”之一例。苏轼、米芾天赋奇才，入古出新，自作主张，风采卓荦，傲视千古，吴宽、米友仁继起，条分缕析，以为典范，亦定“格”之例。对于学习者来说，径直学苏轼、米芾，以其变幻莫测，难以措手，而自吴宽、米友仁入手，于学成规矩颇得便利。向“高标准”看齐，自“低要求”入手，循序渐进，不失可行。
对照于右任与胡公石作品，不难看出天工人巧之别。于右任的“自然”，后学者则是“必然”，也是定“格”之一例。于右任草书既能以历代遗迹为范本，又在北碑上用功，于右任有诗曰：“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可见他在北碑上用功之勤。他写北碑求自然、重气势而不斤斤于方圆刻画，但不染流弊，重用笔而不屑刻画方圆为碑学开一生面。他认为，“写字无死笔，不管你怎样的组织，它都是好字，一有死笔，就不可医治了”，“‘二王’之书，未必皆巧，而各有奇趣，甚者愈拙而愈妍，以其笔笔皆活，随意可生姿态也。试以纸覆古人名帖仿书之，点画部位无差也，而妍媸悬殊者，笔活与笔死也”。他认为“书法无他巧，多写便工”，讲求自然，“平时我虽也时时留意别人的字，如何写就会好看，但是，在动笔的时候，我决不是迁就美观而违反自然。因为自然本身就是一种美”，“一个人的字，只要自然与熟练，不去故求美观，也就会自然美观的”。虽然于右任于北碑用功甚勤，但笔下绝无对斧凿痕的描摹，而是振笔直书，磊落大方，与世俗写碑判若霄壤。他的草书已经对历代诸家融会贯通，自成一体，自然不必再走回头路，而后来的“标准草书”学习者，不受于右任影响的着实不多。也可以说“标准草书”其“标准”可以作为学草书的津梁，心领神会，落在虚处；而实践上，落在草书本身，实处落在于右任草书上，以至于很多人很多情况下提到“标准草书”，已经与于右任草书不分彼此了。也可以说，于右任草书在实际上已经成为“标准草书”范本。为了论述方便，我们仍称其为“标准草书”。
于右任之后的“标准草书”学习者，把于右任草书定“格”，以便于初学，也是势在必然。胡公石对“标准草书”的规范与完善，毫无疑问是功不可没的。他在书法实践上，也多以“标准草书”示人，可以说是于右任“标准草书”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坚定的传承者。1984年6月，胡公石倡导重新创立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并兼任社长。他积极组织和动员有志于“标准草书”事业的同道友好，从事“标准草书”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加强国际与地区间的学术交流，开创了“标准草书”事业的新局面。胡公石在于右任先生《标准草书》(千字文)的基础上，整理和编写了《标准草书字汇》， 1994年底，胡公石又邀请海内外同门编辑出版了《于右任先生手札》，1995年出版了《胡公石标准草书草圣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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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格上看，胡公石草书踵武于右任是毋庸置疑的。胡公石对于右任草书的传承是有选择的，在字形上，无论作为书法家的于右任的草书还是作为草法规范的“标准草书”规范，无论如何是含糊不得的。在用笔上，胡公石对于右任感性化、情绪化的表现心向往之，而笔下却非常理智地放弃了，这无疑是明智的，感性化、情绪化的东西是非“法”的，是不可捉摸、不比模拟的，真要规行矩步，必然东施效颦、画虎类犬。胡公石对“标准草书”的理性梳理与笔下的理性实践，不惟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为“标准草书”学习者做了示范。也正是因为这样的理性选择，胡公石草书在风格上与于右任拉开了距离。他笔下的字不复于右任的汪洋恣肆、不衫不履的做派，而以文质彬彬、恬静文气见胜，以至于很多作品，无论字形、笔法还是气息，都让人很容易地联想到怀素的《小草千字文》。于右任草书与怀素《小草千字文》渊源极深，胡公石直接或间接（经于右任）得其滋养，并不奇怪，而风格上的主动选择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怀素到于右任到胡公石，从怀素《小草千字文》到于右任草书到胡公石草书，其间的传承轨迹，对后来学者可以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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