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瓶子》——朱以撒【发表于天津《散文》2015年第3期】

中国当代书法家

《空瓶子》——朱以撒【发表于天津《散文》2015年第3期】                     
                                    

   

空 瓶 子

朱以撒

浙东的古民居笼罩在夏日的火热中，一场小雨过后，黝黑的屋顶开始升腾起袅袅的水气，看起来恍恍惚惚，云里雾里。这里的古民居太多了，只能挑典型的看，大致抓住一些重点，有剩余的时间再顾及其他。“司马大第”很快就出现在眼前，格局朗畅，可以想见司马氏当年的兴盛，宅第恢宏，钟鸣鼎食，非一般小家可比。这里总是会让人想起司马炎、司马睿这些人，顺带也想起桓温、王导、谢安、王羲之。司马氏，这个字眼就含有一种规模，一种身世——西东晋是我很着意的两时段，司马氏具有无上的权力，先是图王定霸迥出侪偶，却又王室多难，海宇横溃，只好偏安于江南。此时的名士们在莺飞草长中崇尚清谈，吟咏山水，流连于诗酒，以至让人想起，总是神往。“司马大第”畅开着，中午时分一片岑寂，一眼可见头进的大厅中端坐着一位老人，上身赤裸，体型敦厚，正一把蒲扇，缓缓摇着。我们随便地走，看到了里边的大和深，精与细，还有更多的破和坏。每一进都堆放着许多的农家杂件，尘泥盖在上边，是许久未尝动弹了。垮塌的屋顶像大鹏的一边翅膀，耷拉下来，垂到了地上。杂草不失时机地生长起来，恣肆而没有章法，雨水退不去的洼地，积累得变了颜色。雕花的窗棂折了，彩绘让风抹走了，巨大的牌匾不见了，挂牌匾处的钉子上燕雀营巢。可以推测到晚间，只有蛐蛐的弹奏和野猫穿过的声响。
       不禁使我想起了老的戏词：“眼看着他起朱楼，眼看着他宴宾客，眼看着他楼塌了。”
       转了一圈回来，和老人说话。显然，他是这里最正宗的主人。许多老人被他们的子女连哄带劝地接走，住到开发商建造的高楼里，他们从高楼的窗户往下看，可以看到大第的白墙黑瓦，看到屋顶上一簇簇的狗尾巴草。他们渐渐把它忘了。孤单的他说，他在等一个人。这不禁使我有些惊悚。政府是不可能花巨资来修葺这座宅第的，这一带古民居这么多，除了顾不过来，又见不出政绩，是没有理由指望的。老人很带感情地说，你们看，多么好的一座大院，多么好啊。他的手摊开比划着，有些激动起来。每天有不少远处的人来，看门道的，看热闹的，却都不是老人要等的人——包括我们，只是带着欣赏、惋惜，可以看得很仔细，也着实热爱它的古雅。据我的生活经验，老人等待的那一个人应该是这样的——他为司马大第的格局而震惊，也痛惜它的衰颓，而他具有的雄厚资金也乐意做这么一件善事。老人起始的等待目光也许十分急切、热烈，时日久了，转为十分的平和。他端坐着，远远就可以看穿进来的每一个人。
       如果不是我的学生邀请，未必来浙东，未必与司马大第相逢。而在茫茫人海中等待一个人，冥冥中让他来到这里，与这座老宅产生亲密的联系，这种可能性有多少？也许，心诚则灵——每个人都如是说，民俗的心理意义就在于此。心诚是需长久持守的，直到迎刃而解的那一天。
       既然心诚则灵，等待也就是时间远近的问题。那么，就一个人坐下来，再等等。


       田先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他是我来到这个陌生城市比较早结识的一位长辈。他在这个城市的书法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着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威望。田先生待我还是比较友好的，他相貌清癯、言说平静，也使我有好感，也跟着尊他，敬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在学校的膳团里举办了一个书法展览，作品四百件。无钱装裱，就找来几块演戏的布幕，把墙体遮蔽起来，把作品别在布上。田先生和几位老先生来，逐幅看过，并题了四个字——渴骥奔泉，对整个展览的气势给了赞赏。后来，他给了我一封信，谈到几个字的不规范，也表示了他的欣慰之情，希望我给他一帧照片。
       一老一少开始了顺畅的交往。
       现在回想与田先生的交往，多半是一些碎片。比较深刻的是与他一同参加了安阳殷墟的国际甲骨文研讨会，田先生是甲骨文书法的好手，年高手硬，笔下清新脱俗，又能通过古文字借用撰写长篇诗文，总是高于同俦。他成了会议上的明星，会议期间为人拥戴，应接无算。那时他七十多岁，居然毫无倦意。会后我们一同游玩了龙门石窟，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看过。有人问田先生的行书出自何处，他笑而不答，我应接到，应该是从魏晋写经里来的。田先生感到惊讶。
       回来后继续交往，田先生送给我一幅甲骨文书法，一幅行书，还有一幅墨竹。我以为一老一少的良好交往会这样顺风顺水地下去。
       有位记者来采访我，问我对这个城市的书风如何看，我用了四个字来表达——陈陈相因。据我几年来的观察，为师的不是引学生于经典，而是局限于师门。宗派和流派的差异就是这样，屋下架屋，床上迭床，愈见其小。尽管为师的努力地传授，为徒的勤勉地吸收，其乐融融，毕竟硁硁小道。当然，这个弊端是在二十年后才彻底地让人看明白。听说田先生很不高兴。接下来就是一次有组织的例会，已经有几个人把稿子都写好了。田先生和几位老先生稳坐中军帐，看我一张嘴和他门徒的五六张嘴往来。我们各抒己见并不相让。午饭时间到，田先生进行了总结。有人好意邀请一起吃饭，便于缓解，我说回家喝稀饭会更舒服，扭头便走。这是一次无果的例会。也许每一个人的心中都隐藏着脆弱的情绪，年纪大起来了，也就越发敏感。辈分，地位，关系到言说分寸，哪怕是一点点的擦边，都会觉得不快。我渐渐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从事书法艺术的人，就是一个孤魂，不要天真地指望谁来帮助你、支持你，没有谁会帮你临摹，帮你创作，更不要奢求罩着你、捧着你。有许多门类可以合作，合作画，大合唱，集体舞，合作著书，至于巨片拍摄，则不知须多少人合作方可完成。惟有书法是孤独者之旅，寻寻觅觅，独来独往。自古以来我没有见过一件佳作是二人以上合作而成的，它是如此地私有。因此许多古代书法家被称为颠、狂、怪、痴，他们都是飘来飘去的孤独魂魄，迷醉在自己的艺术世界里。怀素说：“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谁人能管？！
       此后，我与田先生再无私下的交往，即便在一些公共场合相遇，只是礼节性地点头而已。
       自己努力要紧。
       再后来，到田先生处讨教的青年告诉我，其实田先生还是很看重我的，从他的言谈中流露了出来。那时，我已经破格成为教授，我勤快且独立地学习、研究，停不下笔，论文覆盖了所有的书坛刊物，散文创作也已上路，我想田先生一定不断地看到了我的各种各样直陈的言论，包括对书风的淋漓批评。只不过，再也没有人告诉我，他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有人暗示过我，应该主动向田先生表示一下尊敬的态度，关系都是可以修善的。可惜，我的修养境界还达不到那个高度，我觉得，等几年再说。
       接下来是田先生过世。
       每一届研究生入学，第一堂课我都会这般说：“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见解的权利和自由，你们有什么意见都请直说无妨。”
       不如此，何以堪。

       整理书籍时，发现一本书里夹着一枚赵先生寄给我的贺卡，落款是2012年元旦。那几年都是这样，新年到了，赵先生就会给我寄贺卡，而我的习惯是临近春节才寄出，也就往往落后他一步，如此内心温暖又有些许不安。
       赵先生和我曾是邻居，同住机关大院的一座楼里。初始我对他是敬而远之的。回溯三十多年前，赵先生是个活跃分子，经常参加政府、政协的活动，经常有车在大院外候着他，看他鹤发童颜地出现，快步走着，手上一个黑皮包，我想他很像旧日小说里那个整天开会的华威先生。他坐在舒适的车子里，我的破自行车从他旁边穿过，他一定看到我被雨淋得狼狈不堪的样子。他的会多，又爱发言，陈词慷慨一座皆惊，他是大院里很出风头的人物。赵先生与五四时期的一些风云人物也很熟悉，甚至是很好的朋友。他养成了关注政治时事的习惯，并且不断地把自己的感受转化为文字。作为一个老报人，我觉得他的文字很多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是和局势紧密相衔的记实、报道，听得到枪炮声，看得见血与火，这使我把他当老兵看待，只不过他不拿枪而是拿笔。不断的写成了他的快乐，如果不写就慌得不行，不管时势如何，个人逆顺如何，有一张桌，一张椅，指腕就会溢出书写的兴奋。赵先生的日常生活是不幸福的，儿子去世了，太太去世了，他总是踽踽独行，后来，身边会多出一个保姆，但是在他的脸上，看不出这些，他很客气地与人打招呼，很客气地交谈。我到过他的家，陈设质朴，无上眼的古雅之物，就是墙上悬挂的一幅郁达夫赠送给他的书法，也写得难以入目。郁氏书法的造型都是倾右且下坠，像一个方向的风吹过的茅草，又像一个人即将颠仆那般，失形失神。我对赵先生说：“这样的文人写这样的字也实在说不过去。”赵先生看了我一眼，不吭声。他是很看中这幅字的，它挂在显眼处，更多地表达了赵先生对过去的怀想——那个时代的名作家星汉灿烂珠玉辉光，只是流觞事远，绕梁歌断，他们都不见了，赵先生越发孤独了。赵先生最大的乐趣还是写——这是我揣度的。这个乐趣与我相同，扯一张纸，摸出一把笔，台阶上一坐就可以写。因此我平时是不碰笔的，一碰就要写出一串的字来。只不过赵先生的磨难、困苦是我不能会意的。一个人喜爱执笔而不倚仗电脑，有与生俱来的原因，也有后天形成的倾向。赵先生喜欢外出开会、讲话，这些讲话都随风飘散了，由此会更喜欢写，喜欢能传世的文字。箫鼓向晚，一些往事淡忘了，一些陈情薄如烟水，越发明彻和坚固的是他伏案书写这个姿势，这个姿势把赵先生和其他老人分别开来。
       四月里，赵先生给我来封信，说要出版文集《世纪沧桑》，希望我能给他题这四个字。此时我才想起他百岁将至。书问世后政府组织了一场座谈会，我没有参加，但内心以为一定是很温馨的。百年风云，同时代写作的人都成了过往，他依然乐观地生活着，还能思路清晰地想着出版文选，想着找一个和他一样用手书写的人来题写书名，不免神奇。这个年龄，在任何场合上，赵先生只要静静坐着，毋须说话，都会得到人们的尊敬的目光，他的历程让人感到了深邃。
       座谈会后几天，赵先生的亲人打电话给我，说赵先生要请我吃饭，缘由是我对老人的友善。我边接电话边琢磨，还是谢绝。让一位百岁老人这么郑重地请我吃饭，肯定是不合适的。我更乐意与他在某一个自然而然的场合相遇，我们可以谈两个人都喜欢的书写，谈书写的快意，谈家中的一大堆手稿，还有手稿上只有自己才看得懂的符号。我想，把话题往这方面引，赵先生一定会很开心的，会发出那爽朗的笑声。
       在不少机会的把握中，我习惯于等待——时间很长，毋须刻意，让机会自然地到来吧。
       知道赵先生去世，我有些惆怅，但心里还是坦然的。时日驹隙水流，朝着一个维度奔跑，现在赵先生离我越来越远了。


       祎是我二十多年前的学生。那时我毕业不久，她考入的大学正值新办，缺少能教文秘专业书法的教师，校长便请我过去帮忙，课并不多，每一周讲一个上午即可。
       听同学说，祎对于别的课程是爱来不来的，只是我的课才不缺席，早早来了，认真地听，认真地写，不耐烦了就满纸涂抹。祎在班上是个我行我素的人，说话没有遮拦，只图自己痛快，因此和大家也不是如合符契。祎在下课时会与我交谈，她是情性外向的那个类型，正好和她姐姐相反。祎几次说她姐姐适宜于留在父母身边，而她则适宜远走。
       毕业后的一天，祎提了一只杀好的鸡来告辞，说要到欧洲，以后见面的机会就不会多了。遥远的欧洲对我来说一无所知，对她也是如此，但我见她喜形于色，并不担心前路的陌生难行，也就轻松起来。她在欧洲给我来了好几封信，还附了一些异国的照片，时而在英国，时而在法国，印象比较深的是一幅在埃菲尔铁塔下的留影，眉宇笑意神采飞扬。祎在那儿读书，攻下外语，再读专业，然后找工作，似乎留学生的路子都是如此，一步一步地向前探索。从来信中觉得她已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一个情性原本就乐意向外伸展的人，此时就像一粒种子落入沃壤里，很快发芽、长叶。
       祎每次回国都会来看我。她有个念头我是很奇怪的——她是来看我写字的。平素我是懒得写字给人看的，记得《菜根谭》说过：君子之才华，玉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有人看总会产生一种戒备，不那么自如，或者不那么舒展。祎的到来还是消解了我的约束，我时而临上几行古人的字，时而信手三五字，让她看柔笔在白色生宣上流动，或奇或正，或隐或显。往往写上一段后停下来，她会作一小节任意的评说。然后再写。祎觉得我挥毫时的神情是最好的，她说上课那会就是看我行云流水的板书，指腕如此灵活，还有粉笔敲击黑板的哒哒声，让她难忘。至于我讲的那些书理，她一句也没有听进去。祎每隔几年就会回来一趟，身材削瘦的她有时黑衣黑裙，打扮得像个巫婆似的，母语中不时夹几个外语，她照样看我写字，让我带她去书画社购买文房四宝。她说到了外边，才知道当年大学上了几十门的课，只有我这一门能给她许多回想。我说书画社就不必去了，我这儿都有，可以给你一些。她还是执意要去，她在里边穿行，让那里无数的纸、无数的笔、无数的字帖把她娇小的身躯包围起来。
       最后一次见面，现在想起来已是久远。她带了一些欧洲硬币给我儿子，给我的则是一瓶香水——她用法语说了一个牌子，拧开，喷了几滴在她指间，弹在我的脖颈上，霎时有一缕香气散漫开来。她说，本来是给他父亲带的，后来觉得还是给我更为合适。她嗅着空气中的香味说：这样你更绅士了。接下来照样是我写字，她看字，然后去街边一家小饭店。吃过饭，她要走了，又回头说：“老师，你要永远这个样子，要是以后变得俗气，我看到你就讨厌了。”我朝她挥了挥手。还是旧时情性。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祎。
       这瓶香水被我搁在书架上，我很少用到它。它不动声色地穿过封闭，丝丝缕缕地融入南方潮润的空气里，如同不动声色的时日，渐渐消失。我有时会带着闲情，漫步在闽江边的休闲道上，看秋水长天里飘摇不定的飞鸟，还有轻轻拍岸的潮水，想起眼神明净，颧骨微微突出的祎，想起她的言说，还有动作。她还在遥远的欧洲吗，还是迁移到更远的地方去了？我甚至想着，等到这瓶香水成了一个空瓶子，也许祎的身影就会悄然出现了。
       去年春日里的一天，这个瓶子里的香水终于完全散尽，它真的成了一个空瓶子。
       许多的等待。
       许多的空瓶子。







        朱以撒，1953年出生于福建省泉州市。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研究员。2014年被省委、省政府评为福建省文化名家。

李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