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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绘画琐谈
○在现代艺坛，张大千绝对称得上全才：其绘画题材包罗万象，于传统技法无所不能，线描、没骨、水墨、重彩种种表现手法无不谙熟，晚年又作泼彩山水，别开生面；其书法从北碑化出，以行书最擅胜场，遒媚多姿，风神潇洒，卓然成家；其旧体诗言志抒情，颇得风骚之意，允称当行；早岁也能治印，虽未多作，而一册《大千印留》已足见其才情与功夫。 ○张大千从艺数十年，其绘画题材之广泛、技术之全面、功力之扎实、造诣之精深，不说空前绝后，也绝少有能望其项背者。早在20世纪30年代，徐悲鸿为《张大千画集》作序，即以“五百年来第一人”誉之，虽饶深意，而推崇之意，毋庸置疑。张大千天纵之才，于诗、书、画、印无所不精，仅从绘画来看，也堪称全才，一则题材包罗万象，二则表现手法丰富。张大千于传统画法兼收并蓄，各造其极，临摹古画能形神兼得，往往乱真，手眼之高，一时无两。 ○张大千绘画不但题材广泛，而且手法多样。在几十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对历代名迹广收博取，加上壮游中外，“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遂能将传统程式与自然印证，妙得形神，面目多样。他晚年的泼彩山水花卉享誉艺坛，蜚声世界，也正因为有之前几十年积累。后来学者模拟其泼彩或能稍得形貌，但既无其学养才气，更缺其功夫阅历，到头来优孟衣冠，也就不足为怪了。 ○张大千晚年以泼墨泼彩作山水、荷花等，广为人知，备受推崇。花卉题材在张大千绘画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虽然更多古人风貌，而以其天资过人，又肯动脑筋、下功夫，读书行路，并行不悖，各个时期都留下了精彩的作品。 ○张大千画坛宗匠，博学多能，所作不但题材广泛，而且手法丰富，工写兼能，其画多以俊逸潇洒的行书题款，用印以工致典雅为选，而无论在工笔白描还是泼墨泼彩上，无不与画水乳交融，画与字、印因内在的一致达到形式上的高度和谐。 ○张大千花卉题材作品在影响上虽然比不得他的山水，但成就却毫不逊色。他早年即以花卉为人称道，尤其善于画水仙，以致有“张水仙”的雅称。荷花是张大千另一种钟爱的题材，他晚年除了以泼彩作山水巨作，也留下了不少荷花精品。 ○以水墨作荷花并不鲜见，而张大千的水墨荷花一扫阴暗晦涩的流弊，虽没有丹青点染，却似五色交辉，可谓“水墨胜处色无功”，而变化丰富的墨色愈发衬托出荷花的清艳不俗。 ○正如张大千所言，“在中国传统人物画法上，要将感情在脸上含蓄地现出，才令人看了生出内心的共鸣。这个当然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下过死功夫，自然是会成功的”，“画人物要打稿，画仕女当然也一样”，“工笔仕女，尤其不可潦草，一线之差则全面俱坏”。他留下的大量细致入微的白描人物画稿，可见其不一般的“死功夫”。 他笔下的高士、仕女、菩萨之类，所谓“一线之差”是找不到痕迹的。 ○人物画在张大千绘画中占有重要地位，无论质量、数量，与其山水相比，实在未遑多让。 ○张大千学画从人物入手，早年即打下坚实基础。他的人物白描得益于吴道子、李公麟、陈洪绶等历代名家，后来尤其心仪敦煌壁画。前人评李公麟人物“大抵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其成染精致，俗工或可学焉；至率略简易处，则终不近也”，张大千则谓其“人物秀发，各有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不为凡笔也”。在张大千的人物白描中，李公麟的“率略简易”和“不为凡笔”得到生动的体现。他临摹陈洪绶《授书图》以陈洪绶原作为范本，画出自家风貌，衣纹、褶皱及人物神态活灵活现。对敦煌壁画的借鉴，更让他后来的工笔人物达到远迈时流的高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张大千于绘画的工具材料一向极其讲究，水墨氤氲而笔笔分明，气息纯净绝尘，墨色清润华滋，直如初脱手光景，纵良工心苦，若非“笔墨纸砚皆极精良”，信难至此。对工具材料的恰当选用、技术的合理运用都可见其高明。他笔下寥寥数叶的淡彩水仙、万壑千岩的泼彩山水、荷花，虽然色分浓淡，而淡不轻薄、浓不污浊，让人叹服。 ○张大千曾说，“一个成功的画家，画的技能已达到化境，也就没有固定的画法能够约束他、限制他。所谓俯拾万物，从心所欲，画得熟练了，何必墨守成规呢？”此语或可为胶柱鼓瑟、抱残守缺之辈下一针砭。 ○张大千论画讲“七分人事三分天”，天赋而外，十分看重下功夫的必要性。他自己一生在诗、书、画、印各个领域负天资而下苦功，各有成就。以绘画论，他对历代名迹心慕手追，临写毕肖，数十载广收博采、取精用弘，精进不已，留下大量作品。小不盈尺的纨扇、册页，大到逾丈的屏条、长卷，致广大而尽精微，无不匠心经营，各得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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