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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思敏
春节一过，梅花就开了。可是告诉我这消息的是成都繁华的科华北路中间的一排行道树。车窗外一排粉红掠过，是梅花！好像有点不对，也没去多想，但总是有个不爽在心头。隔天散步又走到那里，只见梅花依然在左来右去的隆隆的四车道中央绽放——我知道那天的不爽来自哪里了——不知哪位决策者的创意，居然把中国文人特别敬爱的梅花弄去当行道树！就像把林黛玉弄去当车模一样。当然，同是树木，为什么别的树可以做行道树而梅花不能呢？同是美女，林黛玉就不能做车模吗？
台湾的文化人龙应台曾在一篇著名的文章《文化是什么？》里说：“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这是一种习惯和约定。中国人有个有趣的爱好，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喜欢把自然场景看作心境：“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把植物的某些特质比作人的精神气质：竹子——虚心，高风亮节；菊花——傲霜，坚强；兰花——高洁；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等等。至于梅花更是历代文人歌咏的对象，人们把最美的词语和句子送给它：唐代李商隐的“亭亭艳”“袅袅香”，宋代陆游的“高标逸韵”，看他的《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元代王冕的“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更是写尽了梅的美丽与精神，成为咏梅的绝唱。这样的情怀自然也滋养着画家的情愫。因此，在中国画里有这个特殊的分类：花鸟画。梅兰竹菊松柏荷花等等凡古诗词里大名家反复咏唱过的植物都有人画，高人逸士如扬州八怪画，民间窗花绣品床沿也画。甚至有些人一辈子就画一种花。为什么？他们哪里是在画一种植物，他们是在画一种品位，一种格调，一种情操，一种价值，一种期望。这里面有许多的讲究：关于画家特殊境遇的抒发，关于笔墨的自身体验，关于梅兰们的气质发掘或不同理解等等。单单一种植物就有这么多事，何况植物还有那么多种！所以一味求新的老外艺术家们永远不理解：这是为什么？怎么可能！然而这就是文化，是中国人对待植物的文化。或者说是曾经的关于植物的文化。梅花当然可以做行道树，但就是给人没文化的感觉。
我现在入住的工作室是一位留学奥地利的建筑设计家专门为我们12位艺术家量身定做的西洋风格建筑，不仅有布局合理宽敞明亮的画室和起居，还有非常独特而讲究的外观设计。方正大气的整体造型，错落别致的门窗编排，方圆曲直的建筑语言，挖空心思的材料搭配。可是，每当我从工作室的外围走过就会会心一笑并想同样的问题：这位先生忘了设计一个与之相匹配的硕大的草坪，或者说他把房子放错了地方，应该放在相当于某高尔夫球场那样的绿茵里面就精彩了。因为我们可以找到许多适当的方位来欣赏它考究的外观。而今当这些横平竖直的东西掩映在中国式的庭院里就什么效果都打五折了，惹得旁观者老问小区里怎么修了座大仓库？所以，文化与文化还很不同。
现在时代变了，尤其是近30年大量的外国鲜花涌入我们的眼帘，美丽绝伦的摄影作品以及外国艺术家的关于花的作品折腾着我们的视觉。这些极其新鲜的感觉古人没有咏唱过，没有发掘过它们特定的文化意义。如果说之前我们对梅兰竹菊有特定的讲究的话，这些新对象则需要我们自己去发掘，自己去设定，就像梵·高的向日葵那一种奔放鲜活灿烂的精神特质，像莫奈的睡莲沉寂安详静穆的深邃意境。如果拿表现梅兰竹菊的方法去表现光焰亮丽的蝴蝶兰郁金香三角梅，那就张冠李戴文不对题了。
常常在展览会上见到一些花鸟画作品，要么循规蹈矩重复古人美感又不及，要么信手拈来处处败笔，要么不痛不痒地画一些热带的奇花异草远不如照片强烈。我想都是因为没有像古人那样真心诚意地去感受去体会去爱戴去研究对象的缘故，更没有像陆游那样寻求作者与表现对象在精神上的共同点，写梅花更写自己。像梵·高那样画向日葵更是在画自己。至多也就是寻找到某种特殊的表现方法，博观众猎奇一瞥而已。因此，我认为知其意是最重要的，首先要能敏感地体察到对象的精神风貌及与其他对象不同的美感所在，其次能找到恰当的表现方法，而非或者大笔一挥千花一面，或者小心烘染千画一幅。
看起来一花一草的事做起来还真不容易。要美感要意义要格调要造型要笔墨要色彩，而且每一样还要别人没有体现过的“全新”。难怪有些人一辈子画一种花也没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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