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可尝试 无须提倡——也说书法创作中使用简化字问题
尽可尝试 无须提倡——也说书法创作使用简化字问题 魏春雷 《汉字简化方案》公布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繁简之争”一直没有停止。前些时关于是否要在社会生活中恢复使用繁体字的问题很是热闹了一番。支持反对两方各执一词，难得定论。平心而论，几十年来，推行简化字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由此带来的些许不便甚至问题，比较来看说利大于弊总不为过吧。当前的简化字应用尚未见非改不可的弊端，恢复使用繁体字尚非当务之急。早些年有一种提法叫“识繁写简”，因为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千丝万缕的关联，如有兴趣或必要，不难做到，这也是当前可以操作的路子。至于主张书法创作用简化字，对于书法，是以实用来制约艺术，对于写字，是以艺术来勉强实用，如果说前者是削足适履，后者则可谓强人所难了——不就是一面让歌唱家去唱卡拉OK，一面又让卡拉OK爱好者成为歌唱家吗？ 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简化字非是为了“改造”书法创作用字而出现的，这在相关文献中有明确的表述。简化字有简化字的规范，繁体字有繁体字的规范，在书法创作中，经过多年实践，目前能够达成共识的认识是，繁体字和简化字在同一幅作品中不能混用。近年的书法展览比赛中，作者写错别字的现象仍不鲜见。当然，所谓错字其实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别字，这往往与平时习惯简化字而对一些字的来源搞不清楚而误用，但正如前述，这也是绝大多数人不会遇到的问题。选择书法却对文字不求甚解，除了脸红之外，还能做什么呢？其实繁体字转换为简化字的特殊例子并不是太多，只要下些功夫，要掌握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何况“为之，则难者亦易矣”！ 在书法创作中使用繁体字，几十年来几乎是书法作者不约而同的选择。自简化字推广以来，不少书法家、篆刻家都曾在书法、印章中尝试运用，虽然不无新意，但有影响的作品几乎没有。启功曾说，“有人曾问我：有些‘书法家’不爱写‘简化字’，你却肯用简化字去题书签、写牌匾，原因何在？我的回答很简单：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是人与人交际的工具。简化字是国务院颁布的法令，我来应用它、遵守它而已”，“我自己给人写字时有个原则是，凡作装饰用的书法作品，不但可以写繁体字，即使写甲骨文、金文，等于画个图案，并不见得便算‘有违功令’，若属正式的文件、教材，或广泛的宣传品，不但应该用规范字，也不宜应简的不简。”常有人引这番话论证启功提倡书法应该写简化字，这不能不说与启功本意背道而驰。其实，此论若理解成在书法创作之外，日常汉字书写也要注意用字规范美观恐怕更合乎启功本意。 启功讲简化字的“点画笔法，都是现成的，不待新创造，它的偏旁拼配，只要找和它相类的字，研究它们近似部分的安排办法，也就行了”、“在书法方面，点画形式和写法上，简体和繁体并没有两样；在结字上，聚散疏密的道理，简体和繁体也没有两样，只如穿衣服，各有单、夹之分，盖楼房略有十层、三层之分而已”，自然不无道理，但实际情况远没有如此简单。简化字作为规范字，其规范的严格与书法的艺术规范有根本的抵牾。我们看那些书法家的简化字作品，不但在他们本人的作品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启功本人题写匾额、签条、报头、刊头多多，用繁体字的远远多于用简化字），而且常常无意中用带进传统写法。白蕉、启功、沙孟海等偶一为之的以简化字入书的作品（如启功“中国书画报”、“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琉璃厂小学”等），其不合简化字“规范”的地方是显而易见的（字形、笔顺乃至通篇的繁体字简化字混用）。简化字入书入印最终未能形成气候，无疑有着更深的原因在里面。正如现在作旧体诗、填词仍要依照平水韵用诗家语一样，若想当然地按普通话发音区分平仄和押韵，以口语、新词入诗入词， 即便不沦为打油，也难免不伦不类。 当然，从理论上讲，简化字一样可以写得有品位，与繁体字无所谓孰高孰低，简化字书写完全可以从繁体字书法中汲取营养，一样可以写得美观，但，作为艺术，几千年的经典之作在那摆着，欣赏和学习的源头都在那里，把简化字再建一个新的系统，投入多少、效果如何、是否必要，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就如诗词要用诗家语，如随便把口语入诗，即便偶有可观，终非通衢大道，而把唐诗宋词翻译成白话，固然在意思情感上也能仿佛个大概，但要用译文去代替唐诗宋词本身，恐怕没有人觉得可行。媒体披露的知名人士因为对繁体字一知半解而出现用字错误贻笑大方的例子时有所见，但以此归罪于推行简化字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有机会犯类似错误的朋友肯定是少之又少，而既然愿意使用繁体字，就应该有个老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若无知无畏铤而走险，闹了笑话，首先要反省的难得不是自己吗？与其冒闹笑话的危险，莫不如老老实实地写写简化字为好。
页:
[1]